關于女子審判團建設名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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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有沒有“審判團”這個詞
中國沒有陪審團制度，中國的審判只有審判長，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三部分構成，合議庭與陪審團有所不同，比如說合議庭有審判員或陪審員組成，審判員你可理解為助理法官，而陪審團制度中的陪審員只需是國家公民即可。
北京高院為何組建1839個審判團隊？
2018年8月16日報道，建設新型審判團隊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重要舉措，北京市三級法院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為核心，已組建起多樣化審判團隊共1839個，審判質效不斷提升。8月16日上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召開發布會，介紹全市審判團隊的建設情況。
改革
建設新型審判團隊 審判質效不斷提升
建設新型審判團隊是今年市委深改組、市法治建設領域改革專項小組的重點改革任務，更是北京法院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的重要舉措。今年4月，周強院長在北京法院調研時，充分肯定了通州法院速裁團隊的改革經驗，要求進一步加強審判團隊建設。
“每個法院的情況不同，我們不搞一刀切。”市高院黨組成員安鳳德在會上表示。不同審級法院的職能定位并不相同，一審重在解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二審重在解決事實和法律爭議、實現二審終審，再審重在依法糾錯、維護裁判權威。“在組建審判團隊時，北京法院立足審級職能定位，在基層法院，普遍建立“速裁團隊”，配合完善繁簡分流機制，高效解決大量簡易案件；在中、高級法院，側重專業化審判需要，建立專業化審判團隊，配合專業法官會議制度，促進法律統一適用。”安鳳德院長解釋。
此外，立足于不同法院的特點組建審判團隊、不同訴訟階段組建審判團隊。普遍建立專業法官會議制度，提升審判團隊法律適用水平。通過專業法官會議，研究疑難復雜案件法律適用難題或其他重大疑難復雜問題，凝聚法官集體智慧，為審判團隊辦案開拓思路，統一法律適用，提升案件質效。
據了解，目前，北京法院在各審判執行業務領域組建起審判團隊共1839個。
北京法院實行審判團隊運作模式后，審判質效不斷提升。2017年，全市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實現收案數、結案數、結案率、法官人均結案數上升，未結案數、三年以上未結案數下降的“四升兩降”的突出業績，同時，一審判決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等與審判質效密切相關的核心指標均平穩向好。2018年上半年，全市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實現“三升一降”的良好態勢，收案同比上升13.1%，結案同比上升12.1%，結案率同比上升1.7個百分點，三年以上未結案同比下降22.9%。
評選
覆蓋各個審判領域和審判類型
今年5月14日，市高院第11次黨組會決定，在全市法院開展首屆“模范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評選表彰活動，最終從116家參評團隊中確定了20個“模范審判團隊”，50個“先進審判團隊”。
從審級看，共有高院團隊4個、中院團隊15個、基層法院團隊51個；從專業類別看，共有立案速裁團隊6個，刑事團隊9個，民事團隊18個，商事團隊10個，行政團隊8個，知產團隊7個，執行團隊10個，未審團隊2個；從團隊特色看，囊括了高效型、專家型、孵化器型、大要案型、院庭長型等多種團隊類型。所評選出的“模范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全面覆蓋三級法院各個審判領域和審判類型，較好體現了審判團隊建設基層導向。
例如作為模范審判團隊代表的一中院陶煒審判團隊，是涉眾型經濟犯罪領域典型的大要案型審判團隊。所審理的E租寶案被評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刑事案件，相關經驗還被最高法院向全國法院推廣。
作為先進審判團隊代表的西城法院童飛審判團隊，是金融借款及信用卡領域典型的高效型審判團隊。上半年，該團隊共審結案件3210件，占全庭結案的47%，全院結案的11%。
“此次評選確定的“模范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以成效為導向，強調符合審級職能，凸顯團隊特色，為總結全市法院審判團隊建設經驗提供了多樣化范本。”北京市高院組組宣處處長李洛云表示。
介紹一下陪審團
一般認為英國是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在民事訴訟中逐漸淘汰陪審團，至1993年根據新的法律民事陪審團的適用僅涉及公民名譽的案件。另外，適應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國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檢察制度相繼得以發展。終于，英國于1933年基本廢除了起訴陪審團——即大陪審團（1948年正式廢除），而代之以檢察官制度。并于1948年，法律準許以簡易程序對輕罪進行審判，無須陪審團參加，這使審判陪審團的適用范圍銳減。據80年代中期的一個統計，如今英格蘭和威爾士，有陪審團參加審判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1]如此，陪審制在英國,看來確是衰落了。不僅如此，自19世紀后期以來，陪審制事實上是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地趨于衰落。然而，陪審制在英國歷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圍內）曾長時間的興盛卻亦是歷史事實；并且即使陪審制在英國業已衰微，但仍被認為是普通法的一大傳統性特征,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異于以大陸法系國家為典型的司法程序,并由此發展出了英美法獨特的證據規則。而對于大陸法系，雖然在19世紀初期也曾嘗試著引進英國式的陪審團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蛻變”成了參審制度或者其他樣式；有的甚至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以至于不得不忍痛廢棄。可見陪審制度對于英美國家具有獨特的適應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的制度功能與特征。出于陪審制度之于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征性的意義，以及其歷史命運之今昔巨大反差，筆者一直對這樣的問題深感好奇：“作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審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的？ ”雖然，現在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對陪審制度大致的來龍去脈進行過概略探討，但是，至今為止尚未見學者對“陪審制度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這樣的基本問題進行過較為清晰的研究與敘述。筆者認為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許可以告訴我們陪審制度為何在兩大法系命運截然不同，以及為何昔盛今衰。法國哲學家 德日進說：“過去已經向我們顯示如何建設未來。”[2]歷史對于我們永遠是一種可敬畏的并因此值得我們去挖掘與反思的存在。
是為本文寫作的初衷。
英國陪審團的原初——團體證人
近現代陪審制度成型于英國，并且自英國遍傳世界各地，這為時人所共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英國是近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歷史判斷決不意含著英國的陪審制是源于其本土的。當然，許多學者談到陪審制起源一般總是從古希臘雅典與古羅馬的民眾陪審法庭說起，筆者對這樣的方法也心存疑慮，因為它們不久即從歷史上消失，與現今世界各國的陪審制實無歷史聯系[3]。因此，我們理應直接從英國的陪審團著手去尋找其起源與傳承。
英國陪審制度的起源問題似乎相當模糊，研究者的意見分歧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魯——撒克森時期的類似做法，有的傾向于認為它是由諾曼輸入。我們確實可以在盎格魯——撒克森國王埃塞爾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這樣的規定：“在每個百家村(wapentake)的集會上，得由十二個年長的鄉紳及邑長(reeve)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訴無辜者，不隱匿罪惡者。”[4]這的確很象后來的起訴陪審團。另外，十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教會法院偶爾也有過將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問題交給十二人組成的民眾團體裁決的作法，而英國的教會于Dunstan和Oswald時期也曾借用過法蘭克教會的這種作法。[5]盡管如此，由于它們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帶有偶然作法的性質，因而大部分研究學者（包括權威學者）仍傾向于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陪審團是諾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從法蘭克的諾曼底公國引進來的,而上述類似作法充其量不過是為陪審團制度的引入準備了一些有利條件而已。[6]
據記載，至少從公元8世紀起，法蘭克皇帝和國王就曾經傳喚鄰居調查陪審團（Inquest或 Inquisitio），讓他們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員提出的問題——主要是關于當地習慣所確認的王室權利和違反王室命令的問題。史料表明，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在當時主要是為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而采用的。由于當時王室土地時常為私人所占據，國王為清查土地占有狀況，而命王室官員赴各地探求事實，以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為了有效地獲取證據和事實，王室采用了鄰居調查團作為推問方式。后來國王將這種推問方式（鄰居調查團）擴及于有關民人身份租稅調查等方面。[7]法蘭克國王的這種鄰居調查團之推問方式初獨為國王特權，國王憑借這種推問方式有效地維護和伸張王室的權利，[8]地方封建權威（如封建領主）[9]斷不能使用。因而，這種調查陪審團實際上是當時國王面對眾多封建地方割據勢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張王室權利的手段。同時顯然，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僅是提供證據實情的證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團。[10]
后來從北方來的諾曼人從法蘭克人手中接過了這種辦法，也使用鄰居調查陪審團。[11]但是，諾曼人具有非常強的行政管理能力，他們將調查陪審團的使用范圍加以擴大，把它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來運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當地人調查時，可召集調查陪審團，后者要發誓如實提供有關情況。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這種調查陪審團來獲取有關信息資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詢問土地占有以及財產等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問題，司法官吏責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實發表意見等。通過這樣的作法加強了中央王權對全國的控制與管理，不久，諾曼底公國便確立起了一套中央機構體系。[13]可以說，這種調查陪審團事實上也是諾曼王室面對封建狀況而努力確立其體系化的官僚管理機構的一種手段，是中央王權向地方封建勢力進行權力盤剝（中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如同法蘭克王室所作的那樣。
諾曼統治者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這樣一種作法，在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蘭的實踐，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對征稅人口的調查統計。[14]在這次全國性的”摸底”調查中,王室官吏廣泛地采用了十二人鄰居調查陪審團，調查陪審團必須如實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問題，否則要受罰。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能夠快速有效地給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詳實信息,因而鄰居調查陪審團對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調查計劃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審判書》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蘭后對土地的占有，剝奪了廣大農民的權利，對英格蘭的集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夸張地說,這一次由從地方民眾中召集的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又在王室為自己攫取權力的艱難路途中扮演了”開路先鋒”的尷尬角色。并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調查陪審團在性質上仍是團體證人。當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后來者在王室的各項行政事務中廣泛地采用了這種團體證人，因為憑借它來獲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種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過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這種調查陪審團來查問有關地方官員有無違犯王室的不軌行為，借以控制、監管地方的行政與司法活動。陪審團對英王室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直至14世紀，由于有地方各郡代表參加的議會的出現，使得國王無需派官員四處奔跑，即能在議會上獲取其所需的全國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負行政職責的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來越不受民眾歡迎，應公眾的強烈要求很快被司專職審判的巡回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并且王室的專業化、規范化運作的官僚機構體系在全國也已基本建立，原來的取證方式（調查陪審團）也多少有些難以適應這種專業化及規范化運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紀王室行政事務中的調查陪審團逐漸地衰微，調查陪審團演變為主要與司法審判相關了。
當然，調查陪審團并非直到14世紀才被引入司法審判。如前所述，諾曼征服后的英王室一開始從諾曼底引進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就是為了在政府管理中廣泛地加以運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調查陪審團才被固定地應用于英格蘭的司法審判中。[17]之前，司法審判中運用陪審團（jury）的事例較少，據記載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杰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采用過陪審團。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對于十二人陪審團絕對不會陌生，無論是在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司法審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權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權幾全操于地方封建勢力手中，王室干預地方司法被認為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不可容忍的。[18]這嚴重阻礙了王室集權。并且“司法中有大錢”（英格蘭格言），司法能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無論從政治上謀略，還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司法權對于英王室無疑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亨利二世在英國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國王，為了盤剝地方封建司法權，伸張王室司法權 ，他對傳統的“令狀”進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變革——即將令狀“司法化”。
令狀（writ）初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后繼者統治英格蘭時，王室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狀由王室頒發，命令封建領主和郡長等糾正處理那些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有礙國王安寧的行為）。這些令狀種類較多，每一種都設計用來解決國王所干預的個案。因此，這些令狀實際上是國王向地方滲權的有力工具。由于這些令狀負載著國王向地方下達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狀的封建領主必須著手處理令狀所指向的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因此，這個時候的令狀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務，伸張王室司法權，他將原行政令狀予以“司法化”——令狀不再單純地命令地方封建領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將不法行為所涉之當事人傳喚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由王室法官著手審理裁決案件。這樣就使得對不法行為的最終處理權事實上轉移到了王室手中。這是一種王室對地方權力的絕妙篡奪。也正因此，國王的每個令狀就引起一起訴訟，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命令，在這個意義上說，國王的令狀“司法化”了。這種司法化的令狀所帶來的明顯后果是王室的司法權得以伸張，拿到司法令狀的糾紛（是民事糾紛，刑事案件通過重罪上訴或大陪審團提起，不通過司法令狀提起）當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
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還把調查陪審團與他的‘司法化’的令狀制度結合起來。這樣，每一類根據國王的司法令狀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轄的民事案件，均得采用十二人陪審團審，以詢問陪審團作為取證方法，而不得適用宣誓斷訟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證手段，由此全體公眾可以在王室管轄范圍內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訴訟）中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正規的制度予以運用。同時，亨利二世還輔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這樣亨利二世就確定了王室對頒發令狀和對陪審訴
訟的專有管轄權，使王室司法權獲得正當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審團來審理案件[20]成為制度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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