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風格已滲透到社會的一切表意領域，風格學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符號風格學將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納入風格學研究領域，面向所有的符號文本，契合了當下風格多彩紛呈的發(fā)展現(xiàn)狀。

　　符號風格學的誕生

　　符號風格學是現(xiàn)代風格學發(fā)展的必然階段?，F(xiàn)代風格學自誕生之初便致力于語言風格研究，這是風格學的第一階段，即聚焦于單一媒介文本的風格。隨著研究對象由語言文本向非語言文本拓展，風格學開始關注和參與意義建構的多種模態(tài)，由此進入了風格學的第二階段——多模態(tài)風格學。如今，風格更是滲透到社會的一切表意領域，風格學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范式。著名語言學家胡壯麟先生提出，風格學研究要進入比語言學更高層次的符號學，研究有關語篇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文化情況，這為當下風格學研究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胡壯麟先生提出的“進入更高層次的符號學”實際上暗示著風格學正在向第三階段——符號風格學邁進。

　　第一階段的語言風格學著重于對語言（包括文學語篇和非文學語篇）風格的剖析。第二階段的多模態(tài)風格學則是語言風格學理論與多模態(tài)理論相結合的產(chǎn)物，轉向分析復合媒介文本中語言文字和其他模態(tài)符號在文本意義建構中的協(xié)同關系。從語言風格到多模態(tài)風格的轉向，實際上已經(jīng)暗示著單一符號系統(tǒng)的風格研究已經(jīng)不足以解釋多個符號系統(tǒng)之間的風格問題，而符號風格學的誕生標志著風格學開始走向所有范疇的符號文本。

　　“意義”貫穿風格學的三個階段

　　風格學的三個階段既體現(xiàn)了風格學研究范疇不斷擴大、由點及面橫向發(fā)展的過程，也體現(xiàn)了風格學研究深度不斷拓展、由表及里縱深發(fā)展的過程。從單一媒介文本走向所有范疇的符號文本，意味著風格學研究逐漸轉向深刻而復雜的社會文化中的種種風格現(xiàn)象。這并不是對原有風格學的否定，而是將風格學置于更為寬廣的空間，也就是說，從單一媒介文本的風格到所有范疇符號文本的風格，意味著風格學面向全域敞開。風格學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在上一個階段基礎上的擴展和推進，而貫穿三個階段的主線正是意義。

　　風格學是關于意義表達特點的研究，符號學是關于意義表達規(guī)律的理論，兩者皆致力于意義的探究，相互契合就再也正常不過了。其實，風格學從創(chuàng)建之初便與符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作為索緒爾的學生，現(xiàn)代風格學的建立者、瑞士語言學家巴利把語言符號學研究與口語風格研究完美融合。稍晚于巴利的德國風格學家斯皮澤，其文學風格學同樣借助語言符號學，著力于對文學語言風格的詳細分析。雅各布森一直堅持符號學的研究范式，被譽為“符號學火種的傳播者”。他提出的“文本六功能”中的詩性功能直指風格，對符號風格學影響深遠。

　　符號風格學將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納入風格學研究領域，面向所有的符號文本，對意義世界中的風格進行整體觀照。因此，符號風格學的研究方法體現(xiàn)出了兩種學科交叉融合的特點。就研究對象而言，符號風格學從更寬廣的層面關注文本的風格研究；就研究范式而言，符號風格學將風格研究延伸至文化中，將所有范疇的符號文本納入其中，以意義為切入點，關注風格的表意機制。

　　在此基礎上，風格學就成為一般的研究框架，理論思想更加具有普遍性，原有的對某一學科領域風格的研究也就成為一種類型研究。符號風格學試圖建立一般意義的風格研究，形成一種既有空間跨度也有時間維度的系統(tǒng)理論。整體而言，符號風格學是風格學全面發(fā)展的必然結果，面向社會領域中的所有表意形式。

　　風格學既關注“異”也重視“同”

　　符號風格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契合了當下風格多彩紛呈的發(fā)展現(xiàn)狀。隨著文化的繁榮發(fā)展，之前隱匿于語言之外的諸種風格逐漸浮出水面，進入學界的視野，如情感風格、電影風格、消費風格、時代風格、生活風格、亞文化風格等。簡而言之，有文化必然會有風格。風格面向全域打開，成為文化中的一個顯性表征。盡管不同領域對風格的具體界定不同，但風格明顯是作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出現(xiàn)在所有的表意領域的，也就是說，不同領域中的風格必然存在某種相似性或者共性。

　　長期以來，風格學一直專注于“求異”的研究范式。所謂“求異”是指風格學研究沿著學科的差異性展開，分屬于不同學科的風格研究，如文學領域關注語言風格和敘述風格，語言學界考察書面語和口語的風格。這種研究范式對深度拓展特定領域的風格具有很好的推動作用，但其弊端也毫無疑問隨著研究的深入而暴露出來。這就形成這樣一種奇怪局面：在風格學各分支發(fā)展的同時，風格學的基本概念——風格卻無從把握。反過來，風格學引發(fā)的概念及術語的混亂勢必影響風格學各分支的進一步發(fā)展。

　　這就要求風格學研究不僅要關注“異”，還要重視“同”。符號風格學不再滿足于對特定領域風格的描述，而是轉向從宏觀上研究不同領域風格的共同屬性。當然，這并不單純是從求異到求同的研究范式轉向，更為重要的是從意義的維度出發(fā)，在不同表意領域的風格現(xiàn)象中找到共性和聯(lián)系，并且使這種共性回歸到意義的初始和社會文化的深層。這對當下已經(jīng)滲透到各個表意領域的風格而言非常重要，因為作為規(guī)則的符碼潛隱在所有文本中，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傳遞社會文化信息，直接指向了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風格已然成為一個指示符號，盡管處于文化中的人習焉不察，但是其所傳遞的風格是一種社會表征，更應該引起人們的反思。

　　必須指出的是，符號風格學并不否定原有領域的風格研究的成果，也不拋棄特定領域中的風格概念或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反，明晰了風格學的總體面貌，才能更好地把握風格學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才能在一個純粹的符號空間里建立起風格學的基礎，在獲得自洽的理論結構之后，轉向擁抱不同領域中的相關討論，以此來推動對風格學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拓展。（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wǎng)站）